这题目的出处，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9年视察国机二院时的一段话。当时江主席在回忆自己20年前自己入京就任的历史，开头讲道：
那么人呐，就都不知道（命运），自己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原本是因为几年前有一段时间和朋友开玩笑的时候，常以此为戏谑之言，甚至曾经把它改成文言。然而很不幸，近两年多，不管国际国内，都每每有能颠覆我认知的大事发生。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回忆起这句话，往日戏谑的意味便少几分，而相对地，也愈发开始玩味起这句话背后蕴含的人生智慧。
这样大的题目，本不适合由青年人做。然而近来我身处在美国新冠病毒大爆发的震源，被困在30平方米的临时寓所里每天一边看着指数上涨的病例数字盘算着还要囤多少罐头，一边还要担心自己正在进行的实习和还没落停的工作，算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历史车轮的重量。所幸寓所窗外正对着一棵高耸的红杉和一棵怒放的樱花，给枯燥的隔离生活添加了一点色彩。有时候我望着樱花发呆，也会像苏子一样愀然自问：何为其然也？
然而，这真的只是我一人的命运吗？
显然不是。这场病毒对全世界全部个体生活影响的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刻，已经达到了我从未敢想象的地步。从某种角度讲，我是整个社会里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博士工资虽然不高，但是糊口总还是绰绰有余，暂时不致让我成为美国三千万失业人口中的一员。然而，让一个已经over-educated的个体把糊口作为终极人生目标，大概从来都不是这个社会的原始设计。相反，我应该积极把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为了建设更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等一下，「建设更好的世界」？
我突然意识到，当我们把「建设更好的世界」挂在嘴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假设世界总会变得更好。这样的假设并不罕见——至少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少年，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了一个既定事实：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我们的民族终有一天会实现伟大复兴；惠于100年来持续不断的产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解决饥饿、疾病、贫困、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任何能想到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这种不断进步的假定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比如朋友圈常见的「岁月静好」），甚至渗透了我们的语言（比如之前网上很火的「都9012年了」）。
这样的假定可能有一部分植根于出于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宣传，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全部的原因。回望历史，和平、繁荣和稳定常常稍瞬即逝，而战乱、萧条和动荡反而占据了历史的大多数篇幅。把历史的尺度放大到最近100年，我们的父辈前30年的人生经历了建国后最激烈的几次政治动荡，我们的祖辈前30年的人生经历了民族灭亡的危机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党派为了争夺国家未来的血腥厮杀，而我们这一代里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有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神舟飞天，和自己所处城市日新月异几乎快得要让人窒息的高速发展。当我们提起负面的记忆，很多人能想起来的大概只有911、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那些只存活于电视和报纸里的画面，仔细想来，其实并不比历史书里的照片生动多少。
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代人的群体记忆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只能看得见历史向上的进步，而很难感受到与进步伴随而生的阻力。作一个比喻，在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之前，历史于我只是一条透明的、缓慢流动的河。只要不是逆势而动，我可以自由航行而不用担心翻船。我听说过这条河上游的污泥浊水与惊涛骇浪，但转念一想，我大概已经在下游，所以并不必过分担心。
然而，此刻我头一次如此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历史的行程」之中，其实「正如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海洋中操舟前進」。我们目前作为活生生的人所经历的生活，未来势必要作为标本被夹在历史的书页之间。然而，怀着这样的体会回顾历史，西方报社的专栏作者们最近几乎每日必提的「西班牙流感」，背后也曾是五千万鲜活的生命。一战，三千五百万；二战，七千万；黑死病，七千五百万。中国几千年来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挣扎，留下的也不过是史书里一行行诸如「崇祯元年，陝西大饥」这样简略的文字。这样看来，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行程面前，不过是草芥尘埃罢了。正如史铁生散文里著名的句子：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难怪薄伽丘走向了犬儒——因为黑死病对人的毁灭使他认为一切都是人性都是虚无。几百年后的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犬儒盛行的时代：旧式的道德被人类要求平等和解放的运动所击垮，宗教在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世界，嘲讽各式的坚持与操守。然而怀疑终究只是解构既有的体系，对现实世界并无建构的意义。在这个问题面前，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是脱离现实世界，亦即隐居或者出家，把达到内心世界之和谐作为毕生追求。如是，则依附于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历史即与个人脱开了干系。
我不敢对这种方式妄加评判。去年我为生活琐事所困，也尝试着读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终不能会其义。此次隔离在家，我读了梁漱溟晚年自述，方知梁先生也曾不止一次想过出家为僧，然而终其一生只是摇摆在现实与人生的问题之间，「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如此看来，要脱离现实世界而活，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既然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行程面前不堪一击，宗教和传统道德对个体的指导又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时代所抛弃，抛开个体存续的基本需要，我们作为个体在历史中的「自我奋斗」，又应以什么为坚持呢？
我在隔离期间反复思考，最终得到一个虽不完美还尚能接受的答案——「同理心」。
同理心的内涵，我觉得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一段台词给出了非常精炼浅显的概括：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基本上，以同理心作为世界观的基础假定，亦即假设其他的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与反馈与自己相仿。这当然不甚完美，因为即使作为个体的人，其三观和行为方式受成长经历和环境的影响，也常大相径庭；且同理心的边界，就目前伦理学之研究并无定论（由不同人对素食者/果实主义者/食狗肉的态度之差异即可说明）。
然而，大多数历史上对现实「建构」的行为，确可用同理心解释。儒家所阐述的「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是很多中国人从小被教导的处世之道；江主席之所以没去离休做教授，梁先生之所以从空门一次次转身回来，乃至楚云飞李云龙久别重逢一言不发便直取对方性命，都是出于对未来国家和民族个体命运的同理心；此次疫情中自愿冲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抛开党性和Christianity等种种表象的原因，其内涵也可以概括为对他人生命的同理心。由是，没有对同理心的坚持，当代社会赖以运转的基本准则将会崩塌，国家和民族不会有过往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作为个体在这次历史洪流中得以命悬一线的屏障也将不复存在。
想到这里，我虽仍为历史行程的方向所忧虑，但也意识到是过往的路让我们没有完全重蹈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的悲剧。躬身自省，我也庆幸自己虽然时时在小布尔乔亚的虚无中迷茫，但也至少还在和世界以同理心互为谅解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以上拙论，是为一点独处中的思考和对自己虚长一岁的戒勉。
麦迪逊谷寓所
2020年4月21日凌晨